他们冤？
他们俩最该死了！
一、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那就真难了！
其实翻遍史书上下五千年，没有一个贪官是一心只管贪的，大都上任时，也是胸怀天下，也是想造福百姓的。毕竟是人，又是有头有脸的人，还是饱读诗书的人，多少还是要点脸的。
可以说淳安和建德两位知县，是一心跟在杭州知府马宁远后面跑的。而马宁远又一心要报答浙直总督胡宗宪，胡宗宪又是严阁老的人，正所谓一环扣一环，扣在最后还是一环。
包括严嵩，当首辅的这些年，也是一心要管好大明朝，也没想过一定要陷害忠良，除非他吃饱了撑得没事干。可是，人往上爬，就得踩到别人，爬得越高权力越大，也就越没有安全感。越没有安全感，也就越想掌握更大的权力以获得安全感，也就越往上爬，最终爬到顶峰，无路可爬。
自古权利跟义务是划等号的，严嵩掌握了明帝国一人之下的权力，那就得享有一人之下的义务。所以，当大明朝发生了经济危机之后，最担心的不是嘉靖帝，而是严嵩！
要解决国库空虚问题，严党提出了“改稻为桑”国策，并得到了嘉靖帝的赞同，随后便严格推广起来。可以这样说，这条政策的出台，单从设计的路线来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出在了最终落实政策的基层上面。
也就是浙江地面，以及地面上形形色色的各级官员，他们怎么去发动老百姓推行这项政策的执行是关键！
二、
“改稻为桑”国策的制定是在正月，杭州知府马宁远带着淳安知县常伯熙和建德知县张知良，以及军士去踏苗的时候，已经是四月份了。
可以说，这期间的三个月，马宁远、常伯熙和张知良没少对百姓费口舌，至少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想出踏苗的损招，不然马宁远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改稻田为桑田，上利国家，下利你们，这么天大的好事，就是推行不下去！”
甚至，他们还把新安江的堰口给堵死了，当然，他们此举并非是为了毁堤淹田，而是为了不放水，迫使百姓放弃种植水稻。
其实当时胡宗宪的态度是比较模糊的，如果百姓自愿改稻为桑，那最好，如果不能，那也不能逼迫百姓这样干。
到这时候，常伯熙和张知良都还是比较理智的，面对不够理智的上级，常伯熙还劝他回去再商量别的办法，别跟百姓硬刚，结果被马宁远威胁拿了他乌纱帽：
“怕死了？怕死就把纱帽留下，你们走。”
从马宁远的话中可以看出，常伯熙和张知良俩人的态度是一致的，基本没有发话的权力，只能被马宁远裹挟着向前走，除非俩人的知县不要当了。
既然不用这两位知县出面硬刚，有上级在现场亲自指挥，他们俩自然也就没有退缩的可能性。尤其是马宁远，总是在放狠话，什么人都死绝了也得改，什么自己就站在这：
“本府台现在就一个人站在这里！敢造反的就过来，把我扔到这河里去！”
三、
可以说，到这时候为止，淳安知县常伯熙和建德知县张知良都不用负责任的，那么为什么最后这俩人也被砍了呢？
就是因为这俩人参与了毁堤淹田！
为什么说，这俩人参与了毁堤淹田后，必死无疑呢，下面听杨角风来给大家进一步分析：
毁堤淹田的命令是严世蕃下达的，就是因为胡宗宪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希望朝廷逼着老百姓改稻为桑。所以，这条命令并没有直接下给胡宗宪，而是瞒着胡宗宪下给了郑泌昌和何茂才。
郑泌昌和何茂才要想让计划落地，首先得拉拢朝廷派到浙江的一条“狗”——杨金水，这一点两者利益一致，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其次便是找执行者，以及日后东窗事发后的替罪羊，也就是杭州知府马宁远。
因为他们要淹的就是杭州府的地界，当然得跟当地的最高指挥官达成一致意见啊。参考后来的杭州知府高翰文，他如果不配合，郑泌昌和何茂才都拿他没办法。
记住，到此时常伯熙和张知良还是跟马宁远捆绑在一起的，真正让马宁远下定决心干蠢事的是杨金水的这句话：
“忠上司认主子是你的长处，但是我问你，你听胡部堂的，胡部堂听谁的？还不是听严阁老小阁老的？那么你听严阁老小阁老的，还能有错？”
但后面两个知县的做法就彻底导致了他们的死亡！
四、
不管胡宗宪按哪种方式汇报毁堤淹田之事，马宁远、常伯熙、张知良都必死无疑：
按照小阁老的想法，这次新安江决堤，把责任归结于天灾。可是，遍观史书，任何一个地方发灾，不管是什么原因，父母官是必须要到现场赈灾的。即使现在也是如此，如果地方官不足以处理大灾，那么省级，朝廷都得派钦差前来处理，没有例外。
而这次新安江决堤，按照后来海瑞查实的情况是：
“一夜之间，整个淳安半个建德全在洪水之中，死亡百姓三千余人，无家可归三十余万！”
这已经是大灾了，一夜之间就死亡了三千多人，马宁远尚知道跟郑泌昌和何茂才要求：
一是不能饿死人，二是不能让胡部堂下不了台，当然，他肯定没有预料到后来胡宗宪是掘开了淳安建德两处口子。虽保住了其他几个县，但水都去了淳安和建德，自然就导致大水淹死了人更多。
可是当胡宗宪跟谭伦在前线赈灾的时候，常伯熙和张知良还在跟郑泌昌和何茂才喝酒庆功，这就是找死，日后不管这场灾难是怎么发生的，他俩必死无疑。
尤其是这句神来之笔，当马宁远讲自己如果还在这里喝酒，那就是没了心肝，扭头就要去找胡宗宪时，常伯熙和张知良还在问：
“我们要不要去呀？”
做人愚蠢到这个地步，还指望能保住命？
五、
也就是说，即使是按照小阁老的理论，把决堤按天灾来算，淳安和建德两位知县也难逃一死，除了救灾不力以外，还有另外一条理由，这一条后来胡宗宪也讲了：
同样的暴雨，同样的江河，临省的江只花了新安江一半的修堤款，人家那固若金汤，我们这里这个谎怎么圆？
不仅胡宗宪不信，当时的河道监管李玄也不信啊，当时他就找杨金水了：
“干爹，干爹，九个县，九个县的堰口都，都裂了，一定有人要决口，这是要害儿子，害干爹您呐！”
他都清楚，这种桃花汛根本不可能让新安江决堤，肯定是人为的，肯定是有人在害他。
那么作为淳安和建德两县，修堤到自己管辖范围时，必然会经手参与。光修堤不力的罪名，也可以砍了他俩的头，事实上也是以这个理由砍了他们。
这还是在天灾的前提下，如果是人祸，那他们俩更是无处可逃，因为这个堤就是他俩参与决开的，还是后来海瑞的审讯何茂才时记录的口供：
“据查，原杭州知府马宁远，原淳安知县常伯熙，建德知县张知良，在端午汛到来之前便带着你臬司衙门的官兵，守在九县每个闸口，五月初三汛潮上涨，九个闸口同时决堤，你的官兵一夜之间全部撤回。”
记住，这俩知县竟然糊涂到带着士兵，挖开口子，淹了自己管辖的地盘，这种父母官，不杀怎么安抚民众？
历来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百姓遭殃之后，先干掉的就是地方官，以便给百姓交代。
那么淳安和建德的这两名知县，该怎么做，才能保命呢？
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说服马宁远，停止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如果说服不了，可以当场辞职不干，以马宁远的脾气，会批准的。
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命，除此之外，只要存在了毁堤淹田的这个动作，只要有百姓因此而死亡。那么不管是朝廷，还是地方大员，都不可能这样轻易放过去，即使是他们刻意为之，也必然找出几个替罪羊，以平复民怨。
既然是找替罪羊，那么谁会首当其冲呢？
必然就是淳安知县常伯熙，还有建德知县张知良，幸亏胡宗宪牺牲了这两个县。如果没有处理，任由九个县被淹，那么其他七个县的县令，脑袋也就跟着一起落地了。
淳安知县常伯熙，还有建德知县张知良，以及杭州知府马宁远的死也并非没有意义。至少胡宗宪以他们三个的供词，逼迫郑泌昌、何茂才、杨金水在自己报的河堤失修奏折上签了字。如果没有他们三个的供词做威胁，他们三个哪里肯这么容易就范？
常伯熙和张知良临死前，还在哭哭啼啼地喊冤：
“李公公，我们冤枉啊！”
你们冤枉？
你们最该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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