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既是文学家，也是民间故事家。相传，他为搜集《聊斋志异》的素材，常备烟茶于村头招待路人，听他们讲各种传说故事。他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雅爱搜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如此痴迷，自然影响很大，以致“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这就是说，当时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蒲松龄为中心的搜集民间故事的广泛网络，从而为《聊斋志异》的终于成书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这一网络所涵盖的范围有多大？从《聊斋志异》本身所透露出的讯息看，涉及到了大半个中国，其中包括远在千里之外的今湖北省。《聊斋志异》中的《汪可受》和《杨大洪》，就是难得的重要实例。
《汪可受》的主要内容是：湖广黄梅的汪可受，能记三生：一世为秀才，二世为骡，三世为农民。他终于生汪秀才家，先是为怕暴露实情惹祸，便装作哑巴，后来脱口说话，显露出惊人才华，从此一帆风顺，“少年成进士，官至大同巡抚”。
黄梅确有汪可受其人，为明代万历己卯年（1579年）举人，至今当地还流传关于他的大量传说，其中包括《投胎转世》、《门栓哑》等。其基本内容不仅和《聊斋志异》相同，而且更加丰富、生动、离奇，具有古老、朴野的民间风格，从而可以断定其为《聊斋志异·汪可受》的原生形态，或者说准原生形态。
《杨大洪》的基本情节是，他进食被噎成病，夜梦神仙赠诗曰：“江边柳下三弄笛，抛向江心莫叹息”。第二天，果见三弄笛于柳下的道士，知其为神，便倾囊中之金献之，以求治病。道士掷金江中，以示看破红尘，不为金钱所动。但杨大洪却是尘念难消，为之惋惜。仙道已知难以度其成仙，便乘隙“力拍其项”，以致呕出喉中物，把他的病治好了。
杨大洪是杨涟的号。他是今湖北广水市人，官至左副都御史。明天启四年（1624年），上书劾阉党头目魏忠贤，得到左佥御史左光斗的力赞和响应，时称“杨左”。第二年入狱致死，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如今当地还流传着他的大量传说，其中的《蓝袍朋友》也说，他得了噎食病，不过，给他治好了的并不是什么神仙，而是一个驴子精；在他冤死之后，后者还变做身穿蓝袍的友人去为之吊孝哩。显然《杨大洪》是由此脱胎而生的，虽然它已非原汤原水，但却可以从中品出一些原味。
总的来说，蒲松龄处理民间文学的基本方法是：除一律改口语为文言以外，或大体保持其本来面貌，如《汪可受》；或只是作为素材，而进行不同程度的艺术加工，即再创作。《杨大洪》当属后一类型。且看此文后边的“异史氏曰”———即蒲氏的评论：“公生为河岳，没为日星，何必长生乃为不死哉！或以未能免俗，不作天仙，因而为公悼惜；余谓天上多一仙人，不如世上多一圣人”。可见这里的神仙及其所表达的出世思想，都是作为被否定的反衬物而由蒲氏创作和设置的，而原来的民间故事，只不过被改造成了适合于作者所需要的载体而已。但这载体对于作者及其作品又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
民间文学尽管靠口耳相传，却有非常强的生命力，有的竟流传千百年而不衰。例如《孟姜女哭长城》就萌芽于春秋时代。最近陆续发现并纪录成文的汪可受、杨大洪的大量传说，至今已流传数百年，仍同样使我们眼界大开，十分惊喜。
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它们明确无误地证明：当年的蒲松龄的确青睐民间文学作品，不仅孜孜以求，不断向民间搜集，而且还影响和动员了一批可观的采风队伍，把手伸到了包括今湖北在内的广大地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应该说，这是文学史上的一大佳话和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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