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二元论是如何摧毁我们心理健康的？

《疯人院的院子》（局部），1794年，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

在文艺复兴末期，一种激进的认识论的和形而上学的侧重征服了西方世界的心灵。哥白尼、伽利略和培根的进步主张给基督教教义及其对自然界的垄断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按照培根的观点，人们只能根据动力因，也就是外部效应来理解自然界。而自然界的任何内在意义或目的，也就是形式因或目的因，都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只要能以动力因来预测和控制自然，那么除了动力因之外，任何有关自然的观点都被视为是多余的，就连上帝也可以被抛弃。

17世纪，笛卡尔关于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为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法。在笛卡尔之前，“思想”和“上帝的想法”一样，都被认为是自然界的内在属性，现在，笛卡尔将“思想”从经验主义科学的大军中拯救出来，撤回到一个安全的独立领域，也就是“精神”领域。

一方面，这为上帝保留了一个正当的维度。另一方面，正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哲学和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1979）一书中所言，这有助于“让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智性世界变得安全”。这样一来，上帝的本质神性得到了保护，而经验主义科学也被赋予了把自然当作机械的统治权力——这是一种不敬于神的东西，因此是一种自由的游戏。

但自然因此失去了她的内在生命，变成了一个又聋又哑的设备，只会执行冷漠无情、价值中立的法则，而人类面临着一个毫无生趣、毫无意义的世界，只能把自己的灵魂——活力、意义和目的——投射在幻想中。正是这种祛魅的世界观，在随后到来的工业革命的黎明时期，受到了浪漫主义者的反感和疯狂抵制。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一书中，把这称为“认识型”的转变。所谓认识型，大致就是指知识体系。

福柯认为，西方式的心灵曾经是“相似和仿效”的认识型。在这种知识体系中，对世界的认识来自于参与和类比（他称之为“世界的散文”），心灵本质上是外向的、与世界有关的。

但在精神与自然分裂之后，一种围绕“同一性与差异性”建构起来的认识型开始占据西方的心灵。现在盛行的认识型，用罗蒂的话来说就是，仅仅“把一致当作真理”，把“表征的准确性当作知识”。因此，心灵从本质上开始变得内向，变得与世界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