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议论:“当代人没法写当代史,只有留给后人去写。”这种说法相当流行。如果说这种看法一点根据都没有,那也难说通。
它确实有几条理由:有些历史事件的意义和影响,时间相隔得久些,反倒看得更清楚些;有些重要史料,常常在以后的日子里陆续发现或公布,当时人未必都能看到;人们对历史也不断会有新的认识;而讲的更多的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总难免遇到一些忌讳,有的事一时还不便在历史论著中都公开地发表。这些都是事实,套用一句常用的词,对当代的历史研究者说来,这也是一种“时代局限性”。
据说世界上的拿破仑传记有上千种,人们绝不可能把它们读遍,一般是挑两头来读:一种是最早的,一种是最新的。最早的大体上是同时或时代相近的人写的,读起来觉得比较真实而亲切。最新的则可能反映出近两百年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至于在这两头中间的大量传记,一般人就顾不上再去看它,除非其中真有格外杰出的名著。
这说明,在历史撰述中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责任,各有各的存在价值,相互不能替代。在上述两种历史著作中,“最新的”是不断变动的,今天是最新的,过多少年就不再是最新的了,又有更新的作品去代替它。可是,“最早的”却是不变的,它所特有的那种价值始终存在,除非有久经湮没的更早而更有价值的著作被重新发现。
中国是文明史没有断流、同时历史记录也没有断流的国家。当代中国史的学术研究,不过是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弘扬了这一历史传统。但是,对于“当代人写当代史”的艰巨性、复杂性,我们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史料全面性方面的限制。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当代人写当代史,一方面史料资源有其特殊的动态性和开放性优势,这是一个无限的变量,处在不断涌现、不断补充、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中,如重大历史事件、重大历史现象的亲历者和当事人的活生生的口述史料,大量的历史档案和历史文献的“原生态性”,这是后代修前代史所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这些史料资源大多没有经过沉淀和过滤,没有经过严格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鉴别、整理和加工过程,在实际研究中真正可以利用的相当有限。
当代中国史是中国通史研究领域唯一没有下限的“断代史”,是昨天的现实即今天的历史、今天的现实即明天的历史的现场性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尚处在逐步成长成熟的过程中,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及其历史影响还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结构性的矛盾、规律性的制衡、本质性的特征等都还没有比较充分地显现出来。所以,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也只能是对历史真实的相对追求,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修正、不断深化的逐步接近和走进客观真理世界的过程。
盛世修史,当代中国史成为继清史、中华民国史之后又一个历史学发展的新着眼点。当代中国史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有许多问题处于探索之中。关于当代人如何写当代史,就是一个仁智互见的问题。